千古文人侠客梦 书生襟抱本无垠

　　惊闻金庸先生遽归道山，震悼莫名，翻检出十几年前写的评先生散文的文字，虽阘茸疏芜妄议臧否，然少年负胆气，挥斥方遒，自觉一身横突兀，正是先生“侠”之指归，遂贴出为先生神道之文。

　　文章之道——读金庸散文

　　金庸小说已是泛滥，举凡书店皆有出售，图书馆馆藏的金庸小说被翻得陈旧破烂，借书日期栏内盖的戳密密麻麻。金庸散文却不多见，《明月》四十年精品文丛之《金庸散文集》该是金庸散文首次结集面世。

　　该集子分为“看戏”、“听歌”、“品舞”、“赏画”、“观影”、“杂说”、“翻书”、“出版”、“写作”、“游记”、“访谈”、“读史”、“附录”。单此分类，便大约可见为何金庸小说中棋艺、武功、佛学种种皆说得头头是道，而且读者群体跨度大。“看戏”部分乃金氏京剧杂评，多从戏剧结构着眼，换言之每以小说家的眼光看京剧（文章所署时间为1956年左右，不知此时金氏开始创作武侠小说否），多有建议，如：“我想，王浚坐堂这个场子或许可以暗写，谭富英幕后一句西皮倒板就可带过，他出场时再唱几句交代一下，叹息民生疾苦，以谭唱之佳，必受欢迎。当周处救老汉时，王浚可以旁观，暗暗点头，或稍加旁白。”（谈《除三害》）“观影”部分，谈《王子复仇记》、《奥赛罗》、《梁祝》等，那更是小说家的言论了。“杂说”和“翻书”部分，虽见功力，却乏善可陈，中国太多这样的文人墨客了。“出版”、“游记”、“访谈”、则见证了作为报人的查良镛的实力。“读史”部分可见金氏是有做学问的底子的。“附录”是一帮“金粉”对金氏的赞歌（都为中国的名教授、名作家）。总而言之，金氏散文底蕴醇厚，达到了极高的境地（亦可作为其小说的注脚）。

　　然而，中国这样的作家、学者何其多，有多少这样的作家、学者或功力、成就远甚于此的作家、学者声名寥寥，仅为业内所知。我们抛开金庸小说本身不谈（关于金庸小说，这些年已说得太多），显见的事实是，金庸乃当今华文作家中拥有读者做多的，全世界有华人处就有金庸小说的流传。此外，前些年与金庸一起饱受争议、弄的沸沸扬扬的余秋雨和新近崛起的“学术超男”易中天同样谤遍九州四海名亦随之，其实他们在各自的领域未必就出类拔萃（虽然存在即是合理的，他们能出名必有其过人之处）。

　　而金庸小说也远没有“声称”的那般玄乎，“我本来写小说是为了报纸服务的，希望报纸成功”（《谈武侠小说》）。易中天在接受《新闻面对面》采访时（易中天与王志的唇枪舌剑，端的好看），也直言自己是出于服务观众，考虑观众需求、符合观众的口味，坦言在讲述方式上若没有调侃，“估计没有什么人听”。实际上是媒体将其一刀切一锅煮了，而归根结底是“文人”自己灭了他们，老百姓是喜欢照样归喜欢，故而金庸他们不管“文人”如何灭，依然声名在外。正如易中天在面对王志提出的易中天是否符号了大众的浮躁心理时回答的，“我肯定符合了大众的某种需求”，从这个层面讲，文化明星流行也罢学术超男走红也罢，是有它的功效的，起码总比人们对什么歌星趋之若骛强。

　　当然，我意不在“君子固穷”，虽然中国文人素来是尊崇“文以载道”的。但，我们看王安石，其诗、词、文均绝妙一时，梁启超更是推崇道“顾即以文学论，则荆公于中国数千年文学史中千古书生，固已占最高之位置矣。”（梁启超《王荆公》）可是王安石毕竟是以政治改革家的眼光论文，虽然在自然观、社会观和认识论上皆持积极入世的立场，终究在文学品质上略为逊色，不及同时代的欧阳修、苏轼、黄庭坚。同时，我们亦看到柳永真正放下士大夫的架子，完全不顾及其他士大夫文人的轻视和排斥，采教坊新声和里巷谣歌俚曲制作慢词长调，以俚语合俗曲，与传统雅词分庭抗礼，将词作为流行歌曲来写，还其曲子词的本色，使歌词复与民众接近，变旧声为新声，创作和推动了慢词艺术的发展，为宋词在表现功能和艺术风格的拓展奠定了基础。

　　止庵在《谈读书》中说：“作者下笔时总想着读者有什么反应，时而鼓动一下、刺激一下，创造一些效果气氛。然而读者不尽是傻瓜，由着你像耍猴儿似的调遣。有人受到鼓动刺激之处，也会有人觉得别扭千古书生，甚至反感，将书本丢到一旁去了。说来这一层最怕看透，看透了就倒胃口，从此无法忍受。”

　　丙戌残冬 抱寂盦炙砚书

　　交通眼耳舌鼻身

　　界线书画诗酒花

　　将散落的珍珠穿连成项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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